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殖民主义学者的构建下，“部落”一度是落后文明的代名词。自20世纪中叶非殖民化以来，传统的部落概念开始被解构，部落在国家构建尤其是古代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被重新审视，被认为是理解西亚北非国家社会结构的密钥。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部落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经历了从“部落组成国家”到“部落守护国家”的转变。
多数西方学者觉得，欧洲殖民之前，非洲本土不存在国家。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殖民前非洲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事实上，正如著名的非洲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在《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一书中写道：“在15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已有数个王国处于社群主义向封建主义过渡的边缘。假如没有外界干扰，非洲也会循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阿尔及利亚古代国家的发展也说明了非洲本土具有国家建设的条件。
阿尔及利亚古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与部落的发展息息相关。作为早期文明的一种组织形式，部落最早是指由农村村落或牧人群体在家族基础上组建的一种松散聚合体，主要任务是抵御敌人入侵和调解内部矛盾。战争时期，较为强大的部落会联合其他部落建立部落联盟，其首领一般称之为阿盖利德。阿盖利德以个人权威为基础，通过协商方式管理部落联盟。由于早期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松散性特征，其组织性较弱。但随着公元前4—前3世纪地中海地区竞争环境的演变，尤其是自身生存压力的增强，阿尔及利亚部落发生了高度的政治化和组织化倾向，继而形成了古代早期国家的雏形。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至柏柏尔帝国时期，部落广泛参与了阿尔及利亚早期政治实体和国家的建设。古希腊—罗马时期，阿尔及利亚部落在吸收希腊与罗马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部落联盟与酋邦制度，并推动了该地区农业和商业的发展。阿拉伯征服时期，随着教和阿拉伯游牧文化的进入，阿尔及利亚相继建立了多个酋长国，部落凝聚力与宗教思想联合的政治发展模式由此形成。柏柏尔帝国时期，阿尔及利亚早期部落社会有了长足发展，柏柏尔部落不仅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导者，而且与阿拉伯部落出现大规模的族际融合。
部落推动下的阿尔及利亚古代政治发展为后来的阿尔及利亚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基础。因此，在阿尔及利亚早期部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部落与国家的关系可以归结为“部落组成国家”。
随着16世纪域外大国对马格里布的征服与入侵，“部落国家”开始向“外来政权国家”转变。之前由本土部落发展而来的国家逐步解体，部落也逐渐退至政治生活的边缘，取而代之的是外来力量建立的政权。第一股外来力量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对马格里布的征服，一种原因是出于帝国对西部边疆安全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该地区局势持续不断的发展的结果。16世纪初，巴巴罗萨兄弟代表的力量与西班牙代表的基督教力量在阿尔及利亚北部地区展开角逐。在奥斯曼帝国的介入下，巴巴罗萨代表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摄政政权。
摄政政权是阿尔及利亚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接近现代国家的政权，它具有固定的边界、居民、主权和领土。统治者从早期的部落发展为由海盗、近卫军和奥斯曼帕夏共同组成的政权集团。这一时期，部落不再是社会精英的大多数来自，部落与国家的关系也从“部落组成国家”转为反抗与合作伙伴关系。奥斯曼帝国在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部落是抵抗力量的主力军。但随着摄政政权的形成与完善，部落逐渐融入新的国家体系之中，并与国家形成了合作伙伴关系。
依赖于与国家的合作关系，奥斯曼时期阿尔及利亚的部落得到了空前发展。到16世纪末，部落已成为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的代名词。受奥斯曼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双重影响，部落社会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运行机制，主要有政治上的“杰马”和“萨夫”，它们类似于现代国家的议事机构和政党制度；法律上的“卡农”，其相当于一种习惯法；在经济上，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逐渐发展了以畜牧为主的游牧经济和以种植为主的农耕经济，两种经济模式支撑着奥斯曼时期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至此，部落已完全融合与渗透至阿尔及利亚社会之中。
18世纪末19世纪初，阿尔及利亚逐步从摄政国家向准独立的主权国家转变，部落也再次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中坚力量，尤其作为新型军队和社会精英的核心来源。这一时期，中央政府通过间接与宽松的治理模式发展与部落的伙伴关系。
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奥斯曼摄政政权随之灭亡。受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驱使，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部落政策经历了从征服到改造的过程。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部落的改造政策包括瓦解和保留两种类型。瓦解政策是指法国对泰勒山以北的阿尔及利亚部落采取破坏性政策，最重要的包含破坏部落组织、土地占有和文化侵蚀等三种方式。保留政策一般适用于阿尔及利亚南方沙漠地区，法国殖民者对传统的部落军事力量、贵族和领袖进行瓦解，然后通过重新划定部落边界、培养新领袖以及保留部落传统规范等方式达到统治目的。其中，部落保留政策被很多西方学者视为保留民间传统文化的典范，统治阿尔及利亚南部的法国军管政府甚至被描绘为“沙漠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者”。
然而，这种叙事掩盖了部落保留政策的本质。实际上，部落保留政策是法国对瓦解中的部落实施的分化和收买政策，目的是使部落彻底沦为殖民统治的工具。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奥拉德·西迪·谢赫部落被瓦解后，其中一个分支部落领袖哈姆扎被法国远征军收买，后为法国服务。
法国对部落社会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也推动了诸多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如皮埃尔·布尔迪厄对改造后阿尔及利亚部落的观察与调研，奠定了其社会实践理论的田野基础；以让娜·法夫雷和阿兰·马埃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在“分支型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准分支理论和部落村社理论，认为改造后的部落社会仍具有着强烈的部落意识，部落以村社的形式继续存在，但这些理论却鲜有对法国的部落改造政策进行批判性考量。实际上，在改造的过程中，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逐渐被充满暴力、敌对和伪现代的殖民化社会所取代。
即便如此，在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的顽强抵抗下，部落传统价值体系，尤其是部落文化中的族亲意识和团结原则并未完全消亡，并在之后的阿尔及利亚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以柏柏尔人为主的部落民众成为抵抗法国的重要力量。之后，部落文化在推动柏柏尔人和沙漠游牧民聚集区的基层治理，以及促进多元文明互动与融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始终与部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部落既是阿尔及利亚的建设者，又是守护者。但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以部落文化为特征的柏柏尔认同与民族国家所推行的阿拉伯—认同之间开始形成张力，冲突频频发生，这给当代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整合带来了挑战。这亦是众多西亚北非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即如何在认可族群多元化和部落遗产的基础上，进行族际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