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时期的红军，其成员大多数来源于旧军队和农民。虽然红军广大官兵具有献身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但农民阶级的烙印和旧军队习气，却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妨碍着人民军队的建设。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闽西上杭古田召开，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不仅解决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重大问题，而且确立了中国建军的根本原则。本文通过古田会议前后红军政治建设的鲜明对比，生动反映了会议决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永恒时代价值。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红四军由广东返回闽西，十二月开到上杭的古田。当时我在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任党代表。

  四支队，是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路经寻邬项山时编成的。支队辖十、十一、十二三个大队。第十、十一大队是军部特务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第八军起义的；十二大队是军部独立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第三军起义的。这两支部队起义之后，党代表同志为了把它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曾做了许多工作，先后派了党代表和一部分骨干，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加强了政治教育。这样就从组织制度上彻底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加强了党的领导，充实了新的血液，提高了政治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

  但是由于这两支部队受的影响很深，参加红军的时间又短，因此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仍相当严重。有些人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工作上的能力强，他们就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些人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因此，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他们都以为群众工作是地方上的事，有的军事干部则认为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事情。他们特别不愿到福建去，因为福建山多、地贫，生活艰苦；而愿意到处打城市，认为打下城市后，可以进去吃吃喝喝。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不少军官仍然采用旧军队的一套。打骂士兵的现象还都会存在，“不打不成兵”的谬论很流行，有些甚至主张枪毙逃兵，有些人则对士兵的错误行为采取了纵容、放任的态度，说什么“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士兵们赌钱，他们不但不制止，还要赢了钱的士兵请客。部队中严重地存在着破坏群众纪律、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等旧军队的恶习。我到十二大队以后，曾遵照党的指示，同这些不良倾向做过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这些邪气、恶习在一部分人中已根深蒂固，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做坏事了，却仍是偷偷摸摸地干，看到这样一些问题，非常着急。

  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大队的党代表。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毛党代表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要了解部队里存在着哪些不良倾向，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果然，毛党代表主持开会了。他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红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他列举了存在于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之后，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毛党代表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怎么样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

  听了毛党代表的讲话，一致认为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因此，大家对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充分揭发和批判。

  在我们分组讨论时，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该如何纠正……当时，我们的水平还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党代表便耐心地做多元化的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

  在毛党代表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产生错误思想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到就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对本大队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检查，并决定以支部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大队重申不许打骂士兵等纪律。

  在此期间，毛党代表根据调查及两年来丰富的建军经验，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件。十二月底，在毛党代表的亲自主持下，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党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次大会，由于毛党代表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正式会议只开了几天。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这个会议，总结了同志的一整套建军经验，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使其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结束后，江西、福建、广东的敌人，便对闽西地区联合发动了“三省会剿”。毛党代表立即指挥一、三、四纵队向江西进军，亲率我们二纵队在龙岩的大、小池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行动。我们达成目标之后，便经过连城、宁化之间，挺进江西。进攻闽西的敌人金汉鼎部，见我们打到了他的老家，急忙撤回江西，并纠合唐云山、朱耀华等部，从三面向我逼近。于是我军又集中在藤田一带，一面休息，一面伺机粉碎敌人的进攻。这时已是一九三○年一月。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罗荣桓同志调来二纵队任政治委员，我也调任四支队政治委员（这时各级党代表均改为政治委员）。

  早在进军江西的路上，四支队各大队党支部就已利用行军的间隙，初步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并组织了讨论。罗荣桓政委来到二纵队以后，又进一步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他指示我们：要彻底根除各种错误思想，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遵照他的指示，我们四支队首先组织大队的干部逐条地学习了大会的决议，之后，各支部又逐条地向全体指战员传达、讲解了大会的决议。正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唐云山的十五旅，单独冒进到水南，并且兵分三路向我进犯。我军在水南、值夏将唐云山部大部分歼灭后，金汉鼎、朱耀华怕我乘胜北进和西渡赣江，急忙撤回吉安、吉水、永丰、东安一线。毛党代表根据这个情况，决定分兵赣南各县发动群众。我们二纵队奉命向赣州、南康、大庾、信丰一带前进，任务是扫荡沿途的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打土豪、筹款，扩大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然后东转安远、寻邬发动群众。

  向赣南进军的路上，又接着来进行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支队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古田会议的决议给了大家有力的武器，各支部都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开展了严肃的批判。检查结束以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发动大家讨论，并提出了“反对流氓行为”的口号。支队党委和各支部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这样，便自上而下造成了一种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随之开展起来了。许多干部、战士自动地检查了自己，并开展了互相批评。打骂士兵、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便成了众矢之的。许多坏人坏事被揭发出来了。特别是对一些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

  罗荣桓政委很看重部队党的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同时，他就领导各级党组织，建立了许多制度，加强了政治工作。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得到了贯彻。

  首先是党的领导逐步加强了。那时候，支队党委和各支部，每月都要订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具体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并按时进行检查计划执行的情况（支队党委每月一次，支部半月一次）。每次检查，都必须作出总结：有哪些进步，还存在些什么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今后怎么办。不论战斗、工作、学习，都要经过支部讨论，作出决议，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布置。就连召开党的小组会，支部也都事先召开组长联席会，对小组会的目的、哪些人开会不发言、为啥不发言、怎样诱导他们发言、结论如何做等，进行具体研究。团结、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也成为每个支部和党小组的一项经常工作。这一工作加强后，有时候任务紧急，来不及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只要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一布置，他们便能立刻传达到每个战士，并带领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列为各级党的会议的经常议事日程。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小组长汇报，也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样，每个大队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动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掌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加强了政治教育。每个支部都必须按时上党课。党课内容除了讲解组织常识外，着重进行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的纠正党内八种错误思想的教育和革命任务、革命前途的教育。此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怎么样做社会调查，也是党课的主要内容。支队党委还经常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主要内容有：时事报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群众工作，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的前途，解释红军各个时期的口号，红军和白军的比较，和的比较，讲革命故事等。每布置一个任务，都要事先讲明意义和要求。这样，就使思想工作走到了一切工作的前面。干部、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思想领先了，大家便自觉地遵守纪律，积极地达成目标，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

  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论干部、战士，都受到士兵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同时，士兵有什么要求，也能很快反映到支部。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管理教育方面的群众路线。由于发挥了士兵委员会的作用，部队的民主作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官兵关系也随之改善了。在建立这些制度的过程中，罗荣桓政委不断地进行指导和检查，使这些制度逐渐得到了巩固。

  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其实就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明显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出一片新的气象，同志们都能以决议的精神互相监督，互相帮助，鞭策自己。各大队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个群众工作热潮，真正发扬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优良传统。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写到哪里。所经村庄的墙壁上、路旁的石碑上、山坡岩石上，甚至树干上，到处都留下了红军的笔迹。部队一住下，战士们便自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去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分给群众。每次出发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又挨门逐户地检查是不是有借物不还或损坏东西没赔偿的。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群众一听说我们要离开，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一路上，遇有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我们就给以歼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四五月间在安远、寻邬一带分兵发动群众，我们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短短两个月，不但完成了筹款任务，而且在广大的农村中，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组织起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赤卫队和各种群众组织。在这同一期间，一、三、四纵队和赣南的地方武装，也在毛党代表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在宁都、万安、兴国、于（雩）都、信丰、南康、大庾等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同年六月，当我们再次去闽西的时候，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在赣南各县的广大群众中有了深远的影响，革命根据地也有了新的发展。

  部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由于毛党代表的英明领导。古田会议后，毛党代表很看重部队对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不断地、适时地给予许多宝贵的指示。最使我难忘的是下面的两件事情。

  记得我们二纵队在毛党代表亲自率领下向江西进军的途中，一天，部队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我有事到纵队部去。刚到那里不久，我们大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便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于是我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党代表却要我不要急。还说要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要我也参加。

  毛党代表那种镇定自如的态度，立刻感染了我。坐下后，他要我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我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党代表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又要我说说是打好还是不打好，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

  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得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毛党代表又转身征求在座的其他同志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不打。

  毛党代表又转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说，大家都同意不打，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呢？

  毛党代表完全采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且还要我参加会议一起讨论。这种高度的民主作风，不但启发我认识了缺点，而且使我学习了该怎么样分析问题。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的深远意义。

  一九三○年五月，我们二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尤其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干部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得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来管理教育。

  毛党代表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我们是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因此，必须以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接着，毛党代表又把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大意是：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他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能真正和战士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毛党代表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他号召到会的全体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战士中去。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毛党代表指出，这是测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我们的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充满着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毛党代表强调指出，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主要的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制法违法，这是统治阶级的作风，必须坚决根除。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毛党代表再三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他说，我们的战士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造的人。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群众的斗争经验、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党代表谆谆地教导我们一定要懂得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他反复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我们当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也就是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思想觉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说服教育。在必须以纪律制裁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教而诛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样的一个问题时，毛党代表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毛党代表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得到更大的成绩。第七，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应赏不赏，应罚不罚，是赏罚不分明；有赏无罚，或者有罚无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群众公议，组织批准。这样，既能教育个人，又能教育全体。毛党代表讲得既通俗又易懂，而且简明、生动，听了以后长久难忘。毛党代表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导着我军的建设，成为我军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党代表的直接领导下，沿着古田会议指出的道路，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进行斗争，向着新型的人民军队飞跃地迈进。在短短半年中，不但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而且使根据地大大扩大了，部队也发展了。一九三○年六月，红四军在闽西长汀进行整编，正式组成了红一军团。二纵队改编为十一师。同年十月，红四军攻克吉安，再返赣南的时候，四支队在古田会议前的许多不良倾向已经基本肃清了。这时候，每个排都能够独立执行战斗、发动群众等重要任务，部队士气空前旺盛，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工作异常活跃，面貌焕然一新。在以后反“围剿”战争中，四支队又成了“模范红五团”的一部分。

  古田会议的胜利，是我军建军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是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古田会议的决议，像一支火炬，永远照耀着我军胜利的前程。

  赖传珠 出生于1910年，江西赣县人。文中身份为红四军第2纵队4支队12大队党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5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