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没有生逢(处在)冷战巅峰时期,估计很难想象当年苏美两国核军备竞争的疯狂程度,双方的战略考虑均不排除对对方进行核“首发”的措施。这个战略的目的是对对方进行猛烈的第一次打击,以至于对方瘫痪,没有办法进行核反击。常规武器火力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当时两个超级大国所拥有的导弹技术(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覆盖到18000公里外的目标,因此双方均可以从自己的国土打击对方国土内的目标。
要知道,当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如果美国人入侵古巴,那苏联人就真的按下了核导弹的按钮——好在,历史没有如果。所以,今天文中提及的超级地堡构想,在那个年代来说完全是在历史的逻辑和情境中。
眼下,美国面临的新冠病毒肺炎严峻疫情引发了一个话题,“政府连续性(Ccontinuity of Government)”,大众又开始讨论美国政府有哪些方案来保证其核心部门可以在危机中连续运转。这样的讨论让人们重新燃起对地堡(Bunkers)的兴趣,这种军事设施深藏于地下,坚固无比,因此能为政府要员提供一个危急时刻的工作地点——比如被称为“地下五角大楼”的美军乌鸦岩山综合体(Raven Rock Mountain Complex)。
如果当年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真的“按下了按钮”,那么其中一些政府部门可能就会躲在一个巨大的深层地堡之中,不像那些地面防御工事,它们能禁得住数百百万吨级当量核弹头的破坏。
1962年1月,时任国防部长助理的查尔斯·希奇(Charles Hitch)向当时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内容是拟议的一个深层地下指挥中心计划(译注:下文中简称DUCC)。根据美国对1960年至1977年的公开军事史资料,该计划旨在建造一个DUCC,“不仅‘极其稳固’,还必须方便国家司令部(National Command Authority)随时使用,而且根据其设计初衷,该设施的运转只能给日常政务带来最小限度的扰乱。
”国家司令部的命令可以直接调动美军,也是命令发动核打击的唯一机制,它由美国总统与国防部长构成,当然也包括经双方授权的代理人,以防二人中任何一人或同时意外死亡或者丧失指挥能力。
在备忘录中希奇向麦克纳马拉写道:“该指挥中心可能包含一个办公场地,在这里像您一样的官员可以几乎如往常一样办公,而且这里在华盛顿受到突然袭击后仍然有能力承担国家司令部的职能。”
如今尚不清楚DUCC的提案最初是由谁在哪里提出的。1975年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智囊团为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开展了一项研究,专门分析美国的战略指挥、控制、早期预警能力是如何演进的。文中指出,“美国国防部根本无意研究DUCC概念的源起及发展。”不过研究人员在文中记述道,他们从国防部长助理办公室编程室的官员手中得到了一份文件,该文件早于希奇向麦克纳马拉提交的备忘录就提出了DUCC的概念。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布拉格堡,照片摄于1961年。 The White House
演习中的一辆“史崔克”轮式装甲运兵车在夏延山空军基地内。 Air Force Space Command
无论DUCC计划的概念源自哪里,驱使人们设计该设施的原因很明显就是当时苏联与日俱增的核力量,特别是核弹头的当量。1953年,前苏联首次测试了氢弹,比美国情报机构预计的要早好几年,该事件大大加剧了当时军方对备用指挥中心防御能力的担忧。
对于同一地区的反复核打击将带来数百百万吨当量的核爆,同时遭受多枚小型核弹的袭击也能带来同级别的破坏力。更不必说可能遭受反地堡式核弹的攻击,这种武器可以在贯穿十几英尺的土壤之后引爆核弹,还可以对地下数百英尺深的防御结构造成破坏。(100英尺约为30.5米。)麦克纳马拉及其他支持者还指出,这些核威胁让所有地面的战略指挥控制网点都极为脆弱。
1961年,美军慢慢的开始着手布局国家军事任务指挥系统(National Mission Command System),这中间还包括两处地堡,其一就是位于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另外一处地堡则是候补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所谓候补,就是对当时已经建成的候补联合通讯中心做加固升级,技术上讲,该设施位于马里兰州的里奇堡军事基地,但它又处于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交界处,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蓝脊峰附近,被安置在乌鸦岩山综合体(又被称为“站点R”)中。顺带一提,国防部主导的乌鸦岩山综合体于1953年竣工。
乌鸦岩山综合体的地面区域,两个出入口位于蜿蜒小路的左边。 Google Map
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除了乌鸦岩山综合体以外,美国政府为保障危急时刻政府连续运转而兴建了大量地堡设施,包括刚刚提到的夏延山空军基地,还有弗吉尼亚州雪兰朵山谷的韦瑟山紧急行动中心(Mount Weather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白宫及戴维营的总统避难区也都设有地堡,而且在1992年,西弗吉尼亚州的格里布里尔度假村(The Greenbrier Resort)还设有一个专门用于紧急安置国会官员的地堡。然而上述这些设施都不在国家军事任务指挥系统以内。
根据标注,以上两张卫星照片正中的房屋建筑分别为韦瑟山紧急行动中心的东出入口(上图)及西出入口(下图)。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所谓的出入口位置未见山体,只有房屋,如果真的存在地堡,那么明显不同于乌鸦岩山综合体、夏延山空军基地“依山而建”的构造或“驱车直入”的空间规模。 Google Map
图为格里布里尔度假村地堡的剖面示意图。值得一提的是,该地堡目前对游客开放,下方网址是发布于格里布里尔度假村官方页面的地堡旅行须知。 The Greenbrier
第一架作为国家紧急空中司令部的飞机是一架改装后的波音公司KC-135B,在原基础上增加了空中加油设备,扩展了通讯装置,并于1963年服役。该机型最终被重新命名为波音EC-135J,从设计概念上看,与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波音EC-135A、EC-135C“窥镜”(Looking Glass)空中指挥部极为相似,后者大约也在同一时期服役。在1962年,美国海军慢慢的开始部署机体更小的洛克希德EC-130“塔卡木”(TACAMO),使其充当与弹道导弹潜艇之间建立通信的指挥所,并加强陆基远程通讯站点的通信能力,但当时这一部署并不在国家军事任务指挥系统以内。
上文中的“窥镜”为美国空中指挥中心的行动代号,从1961年2月3日至1990年7月24日,每天24小时都有搭载相关设备及机组人员的EC-130飞机盘旋在美国上空随时待命。图为亚利桑那州皮马航空航天博物馆展出的一架EC-135J。 Wikipedia
上文中的“塔卡木”是“接管撤出”(Take Charge and Move Out)的缩写,指美军的一种核战争通信系统,专门用于维系决策者(如国防司令部)与搭载核武器的核潜艇或其他武器之间的通信链。图为美国海军EC-130Q,照片摄于1984年。 Wikipedia
而美国海军也专门为国家紧急海上司令部计划打造舰队,该计划包括深度改造一艘俄勒冈城级重型巡洋舰——北安普敦号巡洋舰(USS Northampton),以及一艘埃塞克斯级轻型航空母舰——美国海军莱特号航空母舰(USS Wright)。两艘战舰分别于1962年及1963年开始作为战略指挥舰服役。这两艘战舰上搭载了当时最先进的通讯设备,《》曾经在报道中将北安普敦号巡洋舰形容为“漂浮的白宫”,在这艘战舰上美国总统及高级顾问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办公。
在1963年11月7日,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打算提交给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文中写道:“研究表明,国家军事任务指挥系统中固定综合体设施的运转以及这些设施之间的通信很有可能被1千万吨当量的核武器切断,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只有移动中的飞机和船只可以免于这种情况。”
文章还提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译注:位于华盛顿特区以东12.9千米)的飞机需要10到15分钟的时间才能升空,如果核打击的目标是该基地的线千万吨当量核武器的致命破坏范围。如果要乘船逃离的线分钟的时间飞到港口。然而这两种撤离方案所需时间都超过了战术预警所能提前告知的时间范围。”
上文提到的备忘录已经被美国国防部公布,大意是说明当时华盛顿特区政府机构的撤离方案无法应对核打击的威胁,并提出了DUCC的设想。 Department of Defense
别忘了,这份备忘录的提交时间仅仅是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一年之后,在这一段时期美国和苏联恰恰都在担心双方之间爆发真正的核攻击。而这样的担心让人尤其关注当时美国政府连续性保障计划中的漏洞,这也是DUCC及类似提案的起源。
与当时的国家军事任务指挥系统包含的设施不同,DUCC概念中的地堡综合体是位于地下3500英尺(1066.8米)深的一种设施。当时的专家觉得这样的设施可以抵挡爆炸当量2亿至3亿吨核武器对地面的多次打击,也足以抵挡穿透土地70~100英尺深的钻地导弹以及其携带的1亿吨当量核武器带来的破坏。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提出的DUSC计划同样设想了一种位于地下3500英尺深的指挥中心,可以抵御方圆0.5海里(926米)以内地面引爆的1亿吨当量核弹带来的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核武器,即苏联的“沙皇炸弹”(Tsar Bomba)只制造了一枚,它的爆炸当量是5000万吨。不过在苏联试爆沙皇炸弹的1961年,包括麦克纳马拉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害怕这样的武器意味着苏联未来还会设计爆炸当量 更大的核武器。
“沙皇炸弹”为西方世界对前苏联AN602氢弹(俄语AH602)的别称,前苏联代号“伊万”。 Youtube / nvarchive
虽然1963年的这份备忘录并没有明白准确地提出DUCC的建造地址,但是根据《乌鸦岩山综合体:当我们其他人都死掉时美国政府自救的秘密计划》(Raven Rock: The U.S. Governments Secret Plan To Save Itself While The Rest Of Us Die)一书中的信息,从麦克纳马拉办公室的更多计划判断,其选址就在波托马克河的河底,该河流大致上穿过了五角大楼与白宫的中间点。就像邦德系列电影中想象的那样,在设想中,五角大楼、白宫、国务院的要员能够最终靠电梯进入一条地下的快速运输系统。
这些电梯的入口都有特殊的通过机制,确保只有指定的要员能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直接从办公室进入地堡。而这些电梯及其他运输系统能确保要员在10分钟内进入地下几千英尺深的隧道网络,并且在15分钟内进入DUCC设施内部。
图中两个红色标签即五角大楼与白宫的位置,国务院总部大约位于白宫西南方向500米DAR大厅附近。而计划中的DUCC位置就位于这3处建筑中间波托马克河的河床以下。 Google Map
“该设施可能极大减少从和平时期进入战争的核心过渡问题,”麦克纳马拉在DUCC计划中写道,“单单是DUCC的存在就能够更好的起到震慑敌人核打击的广泛目的,因为它让核打击之后的幸存与持续指挥变成可能且可信的事情,而且还可以给敌人留下强烈的我方反击意愿。”
DUCC还应该确保充足的生存物资,至少应该保障设施内的要员可以在大规模核打击之后生活30天。在设计中,DUCC的承载能力是可扩展的,初始的“基础规模”能够给大家提供10000平方英尺(929.03平方米)的面积并容纳50名要员,扩展后的“中等规模”能够给大家提供10万平方英尺的面积并容纳300名要员。而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提出的DUSC计划则设想了一个总面积40000平方英尺(3716.1平方米)、可容纳213名要员的综合体,其储备物资可维持人员的生存时长与DUCC差不多。
根据1975年国防分析研究所的研究,“DUCC的提案引发了不少争议和质疑,这中间还包括技术与工程可行性及开支的问题,以及国家军事任务指挥系统的基本宗旨是否会被替代,甚至包括哪些指挥机构可能被包含在疏散名单之中。 【如果危机发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成员曾经被包含在疏散预定名单中。】 ”在1963年,麦克纳玛拉的办公室估计“基础规模”的DUCC大致耗资1.1亿美元,大约相当于2020年的9.28亿美元,从1965年到1969年的4个财政年度中,国家基建总支出也不过将将7.6亿美元。而可以容纳300名要员的DUCC造价则高达3.1亿美元,大约相当于2020年的26亿美元。
1963年备忘录中的这张列表显示了“基础规模”(Austere)与“中等规模”(Moderate Size)DUCC的基本细节信息。从左至右分别列出了“使用面积(平方英尺)”、“建筑面积(平方英尺)”、“成本(百万美元)”、“交付时间(月)”和“可容纳人数”。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63年备忘录中一张更为详细的列表显示了“基础规模”(Austere)DUCC的成本与建造信息。译注:该表格大致拆解了DUCC的建造过程各部所需成本与交付时间,“FY65~FY69”即1965年至1969年4个财政年,而表格中横向的4个项目则是整个工程的4个分支。 Department of Defense
除此以外, 国防分析研究所的研究 报告还指出,“举例来说,如果遭受爆炸当量1亿吨级的核打击,预计需要抵御5000至10000磅力/平方英寸的压力(34473.8~68947.6千帕),理论上需要数个季度才能完工。即使DUCC设施可以抵御直接核打击,核爆后强电磁场与电子元件的耦合效应(Coupling)引发的通讯问题,以及保障生命线的物资后勤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的确,就算DUCC的结构本身足够稳固,该设施中相关的通讯基础设施是否能在苏联强大核武器的打击后不负众望维系通讯,这是个好问题。哪怕综合体设施可以抵御数爆炸当量数百百万吨级核武器的多次打击,该设施仍然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建立与外界的连接。这类设施的深度导致它无法通过无线电通讯直接联络其他作战指挥节点,这也迫使该设施不得不借助电缆将信号传递出去,至少先传递到地面上的信号发射器,或者传递到发射器附近。
不过还有极低频(Extremely Low Frequency )通讯阵列,这种设备本身就大量被安置在地下,它们也许能为DUCC的通讯提供一种更可靠的选择,正因如此如今除了美国以外还有别的国家在建造并用这种设备。然而极低频可达到的频宽有限,这将限制它们传输任何复杂信息。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原因,但是DUCC提案并未通过。国防部长办公室向白宫提交了该计划草案不到两周之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在肯尼迪总统于达拉斯的巡游活动中将其刺杀。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任期,麦克纳玛拉得到了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和国务院的支持,并继续根据1965财政年的预算将地堡综合体纳入总计划之中。然而,根据《乌鸦岩山综合体》一书中的信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由于DUCC计划的财政周期问题拒绝通过该计划。当然,另一个因素应该就是当时美国对于越战与日俱增的迫切需求。
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肯尼迪、约翰逊3位总统任期担任总统科学顾问的小斯珀吉翁·基尼(Spurgeon Keeny)透露,1965年底约翰逊总统最终叫停了DUCC计划。此人还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的一员。
美国军火控制协会(Arms Control Association)运营的杂志《军火控制》(Arms Control)2006年10月期上有一篇文章写道,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最后一次军事预算会议上对会议讨论列表上DUCC的反应让我(即斯珀吉翁·基尼本人,下同)直接了解了他对核战争的态度。当时约翰逊总统问道,DUCC到底是什么,作为回答参会人员告诉他DUCC的全称,并说明这是一种可能位于地下数千英尺深的设施,坐落于白宫与五角大楼之间,其设计目的是抵抗爆炸当量20百万吨级核武器在地面爆炸带来的破坏,并支持总统及要员在设施中生活数月,直到确保地面安全后,要员能够最终靠隧道从华盛顿特区数英里以外的出口返回地面。
约翰逊总统先是短暂地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接着他放松下来,并且用了一大串约翰逊式口头语嘲笑说这是他听过最愚蠢的想法,而且他绝不会在整个华盛顿州甚至整个美国化为焦土的时候自己躲进一个造价昂贵的洞里。而这就是我听到的最后一次有关DUCC的讨论。”
林登·约翰逊总统(左)与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右),照片摄于1968年的一次内阁会议上。 NATIONAL ARCHIVES
无论基尼对此事的回忆是否准确,很明显DUCC的概念至多仅仅是得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及美军少数军事部门的温热反应。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于1963年底放弃了他们的DUSC地堡计划,并决定全力推进以波音EC-135为核心的空中紧急指挥司令策略。
同样,DUSC也遭遇了经费问题,其预估造价在1亿~2亿美元之间——大约相当于2020年的8.44亿美元~17亿美元——而且当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预计可以交付的时间大约在1965年至1969年。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在1975年的研究报告中写道,“从经济性角度考虑,该设施的最佳建造选址应该是科罗拉多州克里普尔溪附近的一处深井矿场。但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也意识到该选址距离其总部太远,并不利于长期运营。”
不过这种对于废弃矿井的军事利用计划激发了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的冷战黑色幽默喜剧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影片于1964年上映,片中有一个情节提出了类似DUSC的“矿井间隙”(Mineshaft Gap)概念。
《奇爱博士》的英文片名直译为《奇爱博士:我是怎么学会不再惧怕核弹反而爱上核弹的》,影片改编自彼得·乔治(Peter George)的小说《红色警戒》(Red Alert)。 Movie Reviews Simbasible
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在1975年的研究报告中还写道,“在1968年之前,美国曾经在多年间不断寻找可以在核打击中保护政府关键部门的各种可能选择,然而当时的国家军事任务指挥系统计划与反弹道导弹 (Anti-ballistic Missile)主动防御系统仍然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行方案。
不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建议部署主动防御系统,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奈基-宙斯导弹系统(Nike-Zeus System)还是60年代的奈基-X导弹系统(Nike-Zeus X),都可以对美国的工业区与人口密集区进行防护,也符合麦克纳玛拉提出的‘损害限制’(Damage Limitation)概念。在该理念中,对政府及军事指挥中心的保护任务虽然也被提及,但这明显是一种次要而非关键的目标。”
早期有翼宙斯导弹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试射,照片约摄于1959年。 Wikipedia
西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上的奈基-宙斯导弹系统跟踪雷达,照片摄于1963年7月20日。 注意用来屏蔽宙斯区别雷达(Zeus Discrimination Radar)有害辐射的金属围栏,以及在其工作时保障人员安全进入的金属管道通道,靠近镜头的2个雷达是目标跟踪雷达(Target Tracking Radars),远处的白色房子是专用的发电厂。 Wikipedia
研究报告还指出,“尼克松政府时期出现了基于反弹道导弹主动防御系统的‘卫兵’反弹道导弹计划(Safeguard Program),直到这时,对指挥与控制中心的保护才重新被列为优先任务。卫兵反弹道导弹计划于1969年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它的任务是为美国空军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Minutem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提供防御网。”
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签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该条约大大削减了美苏双方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卫兵’反弹道导弹计划开始慢慢地停止,最终于1976全面终止,然而这距离该设施的首次服役时间还不到一年。
斯坦利·R·米克尔森卫兵综合体,也是该计划在终止前修建的唯一设施。照片中右侧为导弹基地雷达(Missile Site Radar),雷达地下部分有一个地堡式指挥中心,而照片左侧则是该设施的发电站。 LIBRARY OF CONGRESS
在上世纪70年代,整个国家军事任务指挥系统也面临着自身的重大变动。1970年,美国海军北安普敦号巡洋舰与美国海军莱特号航空母舰先后退役,国家紧急海上司令部计划因此终止。在70年代早期,美国空军也开始寻找3架执行国家紧急空中司令部计划的波音EC-135J飞机的替代者,并最终替换为3架更为可靠的波音747,并将改装后的飞机命名为“E-4空中指挥所”(E-4 Advanced Airborne Command Post)。
尽管发生了上述种种变动,70年代后期军方又提出了DUCC的理念,至少曾经正式提出过一次。当时国防通讯局(Defense Communications Agency)需要针对大约10年后1985年的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Worldwide Military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提交一份 报告书,报告书中就出现了关于DUCC的内容。对于这份报告书,国防核子局(Defense Nuclear Agency )在其1978年的一项独立研究中引用了部分内容,“对于国家军事指挥系统(National Military Command System)来说,无论从其性能、保全能力或者其建造成本哪一方面审视,一处深埋于地下的指挥与控制中心都是一个相当着迷的选择。”
这份报告书显示,国防核子局对地堡设施各种结构的可靠性进行了测试,包括隧道、电缆管线等,该测试是在代号“破坏神之鹰”(Diablo Hawk)的军方实验中使用W87核弹头进行的,该实验包含在克雷斯特行动(Operation Cresset)之中。“破坏神之鹰”的最大的目的是观测W87核弹头的破坏力,其爆炸当量为30万吨,爆炸位置在地下一处隧道中。而这次实验对于DUCC概念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研究人员测试核爆对于地堡式设施结构产生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W87曾经是LGM-118A和平保卫者导弹上装配的核弹头,在此之前它曾经是LGM-30民兵洲际弹道导弹(三型)上装配的核弹头。
一段关于DUCC通信链概念的描述提到了“破坏神之鹰”实验中涉及到的设施。译注:比如实验中测试的电缆位于地下隧道、垂直钻孔以及地面壕沟中,但很遗憾的是这段文字并没有描述该实验对电缆等设施带来的破坏,只是描述DUCC维持与其他指挥站点之间通信链的理论。 Defense Nuclear Agency
尽管“破坏神之鹰”实验为新的DUCC规划提供了可信的数据,但目前没有证据可以表明美国军方在实验后试图建造一个这样的设施。苏联与今天俄罗斯弹道核导弹精度的技术进步与日俱增,一旦爆发核战争,仅凭一个地堡就企图抵挡数次精准核打击已经越来越难了,还可以说这个概念的可能性为零。
与上世纪60年代相比,目前已知的美军战略指挥与控制设施的运作并没太多变化。除了上文提到的格里布里尔度假村地堡,其他的地堡综合体仍就保持运转。乌鸦岩山综合体、夏延山空军基地在这些年间也不停地升级功能,完善设施。除此以外,美国东海岸还有大量类似的防御设施可随时确保政府连续运转。
不仅如此,空中的指挥与控制中心已经完全成为主流,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司令部无论在何种危机中都能保障美国仍然拥有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译注:即同时具备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三种核打击方式的能力。)在上世纪80年代,E-4A飞机升级为E-4B“国家空中行动中心”(National Airborne Operations Center),并编入第4架飞机,这4架飞机至今都在服役中。到了80年代后期,波音E-6A“赫尔墨斯” (后重命名为波音E-6“水星”) 替代了美国海军洛克希德EC-130 “塔卡木”的位置。到了90年代,这几架“水星”飞机又改装升级为E-6B,并取代了美国空军的EC-135“窥镜”。如今美国空军慢慢的开始寻找E-4B的替代者,该机型也可能取代其他军方部门目前的空中指挥所机型,或取代诸如E-6B、波音C-32“空军二号”这样的政要专机。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还是在今天,像DUCC这种打造一个超级坚固地堡的思路都显得雄心勃勃。想想看吧,美国曾经差一点就决定早华盛顿特区地下超过半英里的深度建造一个世界上安保等级最高的地堡,这样的历史也的确令人着迷。